《启迪观察》| 王济武：科创走廊——建设“世界领先创新高地”的新形态

作者：王济武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下世界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时刻，全球创新领域最新的趋势是集群化、生态化与新型国际化。集群化要求多门类新兴产业与人才的集聚效应；生态化强调原创科技的孵化体系与金融体系、产业体系的良性循环；新型国际化侧重技术、人才、资本全球比对与全球联网协作，而不只是点对点的项目合作。

从孵化器、科技园到科技城、高新区，虽然规模不断扩大，因为点状空间缺乏线性空间的多样性、差异性、流动性，多门类新兴产业集聚很难满足，从0到1再到100的孵化链与产业链很难完整并存，研发经济、实体经济、服务经济无法集群布局。

科创走廊作为一种基于高速公路或铁路等交通干道展开的新型创新范式，正在成为世界各地区实现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的最重要载体，成为未来打造新兴产业集群和创新高地的最重要形态。

本文通过启迪控股多年实践的曲折经验与国外创新高地的成功案例进行全面比对，建议我国在建设“世界领先的创新高地”的过程中，将“科创走廊”作为新型举国体制发力赶超的第一重点，特别是在多门类实体经济与研发资源相对丰富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以及其他规划城市群的区域，尽快规划、启动、建成标志性的创新走廊，此举必将在科技强国的新时代有力地直接带动区域升级与经济增长。

在建设科创走廊过程中，根据集群化、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对原有创新高地的建设、招商、运营模式也要同步升级，政府、大学、企业；园区、产业、基金；科技、产业、金融的立体三螺旋式的良性循环是必由之路。针对世界性的创新模式的竞争，既需要广泛吸收全球各国经验，更要聚焦教育、科技、人才、创新，通过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并打破各类创新主体的边界进行融合，水到渠成地同步为世界贡献“中国式”的创新模型。

一

什么是科创走廊

(一) 科创走廊的形态

对人类最舒适的是走廊、阳台、亭榭等半封闭空间，对科技、人才、创新集聚最适宜的也是“走廊”型城市空间，如果金融业适合步行集聚的“CBD”，那么新型创新高地需要“走廊”。科创走廊是以“科技创新”为发展主题，以“走廊”为空间组织方式的创新区域。“走廊”的线性形态更便于分节点布局不同的科技与产业类型，而不用孤立、离散地局限于人工智能园区或生命科技园区之类。“走廊”的线性形态同时具备纵向生态布局延展的优势，在级差地租严重制约原创科技孵化的经济环境下，为布局研发体系、孵化体系与产业体系（包括中试、楼宇工厂等）的融合生态提供了可能，也为布局青山绿水的错落环境、差异性的生活居住组团提供了可能性。与开发区形态的高新区模式对比，“走廊”的线性形态既满足规模与多样性，又便于快速交通的规划，为提高人才的集聚、交流协作效率提供了可能。

(二) 科创走廊与科技园区产业集群

的区别与联系

创新高地或创新资源集聚区域一般包括科技园区、产业集群小镇以及科创走廊等形态。随着科技创新对多类别科技集成的要求越来越高，孤立的科技园区或者单纯的产业集群已经很难取得领先优势。而科创走廊本质上是一个地域性的、完整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除了能够有效实现多门类科技与人才的空间聚集，还能通过促进城市间的价值交换，打通城市群之间的创新承接壁垒，从一体化协同上互相弥补创新要素的不足，真正带动科技园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带动大区域、多城市高质量发展。

“高科技园区”是目前最常见的创新高地类型，特别是大学科技园。美国称之为“研究园区”，意大利、法国称之为“科技城”，英国称之为“科学技术园区”，韩国称之为“高科技工业园区”，等等。叫法不完全一致，但含义大致相同。世界科技园与区域发展协会目前注册会员已经超过350家，其中中国会员数量32家；中国大学科技园联盟的成员也有160多家（以上两个组织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都来自清华科技园）。世界各国的“高科技园区”共同特点是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存在紧密的联系或运行上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将科技成果和产业技术转移给园区内的生产企业，并促使园区内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或其他组织协作发展。为方便与大学和企业进行对接,在地理位置上，科技园区一般更为接近大学和企业。综上，科技园区是指：在特定区域内，提供科技创新知识孵化场所，联络大学与研究机构，吸引科创企业入驻聚集而成的经济体。

而一般科创走廊都坐拥多所一流高校与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相比之下，科技园区显得功能单一，在从知识产出到最终成果产业化过程中主要起到提供创新孵化服务和桥连作用。例如，清华科技园、剑桥科技园都是启迪控股投资的顶级大学科技园，在完善生态化的过程中，只能依靠本国创新大区或全球创新网络补充，在新的创新时代领先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反观启迪漕河泾科技园，从诞生之日起就是G60科创走廊的起点园区与“科创样板间”，只用了短短7年，无论园区规模、单亩税收、专精特新数量等指标就已经迅速赶上老牌园区。最重要的是，从上海松江、浙江嘉兴等近年的GDP、税收指标快速上升角度对比，启迪漕河泾科技园与“G60科创走廊”对所在地区的全方位带动效应，大大超越了清华科技园、剑桥科技园等老牌园区。清华科技园、剑桥科技园毕竟还拥有世界名校的独家优势，毕竟目前还是世界级的领先科技园，其他众多分散布局的各类科技园该向何处去？

“产业集群”出现源于自然资源的远距离运输成本以及企业间交易成本,随后其发展存在一定的自循环反馈,通过企业的聚集形成集群，通过培育集群来吸引企业的聚集，即在某一区域内企业聚集越多，集群所需或提供生产要素的相关企业也会聚集于此。波特对产业集群的定义为：地理上相近的企业和机构，由于共性和互补性而聚集在一起。在德国、美国有许多大企业选择“小镇”安家并就近组织产业链，如苹果公司就是典型。产业集群体现了科创走廊的部分特征，即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性,知识流动交互为内在联系方式。但与科创走廊最大的差异在于，产业集群更加强调区域中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我国大量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本质上还是“产业集群”，只不过因为基础设施集约化的原因一般从老城区外延拓展，所以最终都形成了新城。在亚洲，以新加坡花莎尼集团、腾飞集团为早期代表甚至将“产业集群”作为递进式开发房地产的工具。由此可见，单纯的建设产业集群在亚洲似乎最终都避免不了走向房地产增值的商业模式。而强化多城市区域产业链联动发展的科创走廊，更加有助于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二

科创走廊具有突出的创新优势

“走廊”在世界新兴产业发展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在人类第一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时代，西周通过沿着江河、山脉线状布局新兴农业“国”的方式，完成了天下一统与中华农业文明的奠基。在西方工业文明赶超东方的背景下，14世纪初意大利“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创新区域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工业革命的萌芽地。20世纪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形成了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为依托，以及一批美国国家实验室为主的研发机构集聚的全球著名科创中心，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21世纪。当前，世界领先创新高地的竞争，科创走廊仍然是最重要的赛道和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最有力引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历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表明，创新的空间集聚现象依然明显。全球创新活动集中在一些科学技术集群层面，尤其是东京—横滨、圣何塞—旧金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等创新走廊一直是表现最好的创新区域。为何全球绝大部分的科技创新出自少数几个科创走廊和创新集群而不是遍地开花？除了自然禀赋、历史条件、人力资本积累、当地市场需求等重要影响因素外，充分利用知识外部性、集聚经济效应和创新协同效应是科创走廊的内在优势。同时，优良的空间承载能力和优美宜居的自然环境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外在优势。

(一) 大学科研机构支撑的原始创新能力

“产学研”结合是国际典型的科创标准模式，而且已经完全发展成熟。当下的最新趋势是大学的学科集成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的崛起，而“走廊”仍然是大学的学科集成以及新型研发机构最适宜的空间环境。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国际典型科创走廊大都集聚了一批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科创走廊基础研究和研发创造的重要来源。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识生产，形成了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例如，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以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以及一批美国国家实验室为依托；日本“东京—横滨—筑波”科创走廊则依赖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级顶尖大学，以及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等世界顶级研究实验室，这些研发机构对日本原创性研究成果产出做出了重要贡献。科创走廊开放程度高、信息通讯发达、人员流动频繁，来自不同地方的思想相互碰撞，因此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人才创新创业的高地。

(二) 领军企业引领打造的科技产业集群

行业领军企业作为产业链的头部企业，拥有资源、管理、技术等优势，具备较强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在科创走廊的创新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清华科技园“大手拉小手”计划已经持续多年，其中一个成功标志就是著名的“清华企业家俱乐部（TEEC）”，虽然创始于硅谷，但今日500多会员一大半都与启迪孵化体系相关。硅谷、剑桥的孵化趋势是大企业出于自身升级的背后战略考量，纷纷直接投资孵化器、加速器，或者在知名科技园派驻“猎头”。霍尼韦尔便是最早与启迪在G60科创走廊合办了多期“加速器”的500强，华为也是目前唯一与启迪剑桥科技园合作的国内500强。著名的AlphaGo原创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计算机系，在剑桥科技园孵化，被谷歌发现收购。与其对外宣传有偏差的是，美国很多州的孵化器都是本地政府、本地最大企业与本地最好大学三方合建。“创新”的“创”就是要割掉旧肉，才能长出新肉，创新本身意味着风险与不确定性，很难吻合“管理”的标准，因此迭代式创新反倒是前代领先大企业的先天劣势。国外500强为了避免被创新淘汰的命运，理性的选择是自身资本化，同时参与孵化领域的育苗、拔苗，我国大企业界甚至创新界对此尚未形成普遍意识与行动。

没有全球领先的知名企业，没有以大带小的产业集群，就不存在世界领先的创新高地。我国在创新高地建设过程中本身还要补上培育领先企业这一课，更加时不我待，更需积极有为。

对比世界知名创新走廊在发展过程中均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形成以某一或若干领军企业为代表的产业生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成功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高地，从而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例如，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以谷歌、苹果、因特尔等领军企业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巨头一直是全球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潮流的领跑者；以IT、生物制药以及软件设计等产业见长的英国M4科创走廊离不开Transferwise、Shazam、Wonga等领军企业的带动作用；而东京—横滨—筑波创新走廊则集聚了佳能、三菱、丰田、索尼、东芝和富士通等世界著名大企业，是世界500强企业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支撑起日本“东京—横滨—筑波”科创走廊在世界精密仪器和装备制造业引领地位。韩国京畿道创新带的企业数超过81万家，位居韩国第二，其中包括三星、LG、SK集团、韩华等在各领域达到国际水准的技术革新先导代表性企业。科创走廊中的领军企业凭借自身资金雄厚、技术领先和中间品需求的优势，通过开放共享技术服务平台、搭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带动区域内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创新，并为中小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开拓应用场景，从而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的良性产业生态。

(三) 创新要素高度聚合的创新生态系统

科创走廊从科学知识源头开始，就包含多个主体，经历多个环节，最终实现产业化，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通俗的说法是“从0到1再到10与100”，准确的定义是从创新链到产业链。“从0到1”即原创科技与原创团队的孵化本身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业之一，即使先进国家如美国、以色列也没有完全解决。2018年世界创新界发生了两件“小事”，一是剑桥大学邀请启迪控股成为剑桥技术转移公司战略股东，二是麻省理工专门成立了技术转化公司“The Engine”(发动机)，这说明最先进的西方大学也还在探索“从0到1”的不足与其他可能性。

根据清华科技园的多年数据，“从0到1”成功的案例，其孵化周期一般在10-15年，多个今日的知名上市公司都经历过不止一次的“准破产”，好高骛远、急功近利是不吻合创新规律的。即使“从0到1”艰难取得成功，从创新链向产业链升级过程中还会遇到大额投资的不足与市场风险的不确定，这一过程因为长周期波动的特征必须依赖于长期金融服务，而这一项也是我国与美国等国家对比的最大差距之一。目前我国孵化链向产业链升级成功的案例基本只有两条路，一是地方政府以资本招商，经过几任政府持续完成；二是一开始就按美国上市之路对接境外资本。显然，第二条路已经越走越窄。从国家大规模解决产业链短板角度，把产业链升级完全依赖于少数明星城市（如合肥、深圳）的努力不能构成国家战略，因此多城市联动、金融生态先行的科创走廊方式最有可能解决从创新链向产业链升级的重大课题。

“创新联合体”需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协同创新主体共同参与，也需要合适的空间形式体现，以便于发挥各自优势，并将知识生产、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分工明确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且这种体系带有明显的高端要素聚集性和生态融性，实现走廊内资源要素的良性循环发展。例如，硅谷作为较为突出的产学研合作的典型模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机制。Etzkowitz的研究发现斯坦福工业园区首先形成地理聚集型产业基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作为稳定的创新源补充，基于大学的科技成果进行研发和试验，促进研究成果转化和落地并获取市场竞争优势，而政府则保证城市之间的正常制度支持与资源协调，确保创新要素的最大限度流通。这种多方主体协同创新的形式实现了整个硅谷的创新生态稳定，并形成高效运转的内循环创新机制。

金融服务是科创走廊必备的基础设施，金融创新也必须是我国建设创新高地的创新要素。健全高效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金融服务体系和专业服务体系两类。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特征决定了其巨大的融资需求和风险分散需求，而科技产权难以衡量、而且必须与人才团队合一的特点，对传统金融业掌握科技创新规律都是重大考验。从国外案例对比看，现有科创走廊成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拥有多层次、宽领域的债权融资体系和风险投资体系。其中，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发挥着金融市场资金融通的作用，为创新产业链提供融资支撑；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为主的风险投资，则侧重支撑创新的孵化链功能。国外目前正出现两链融合的趋势，比如美国资本重投WeWork孵化器，英国老牌银行巴克莱直接运营着本土最大的孵化器，而以色列数字产业已经形成大学、军队、美国资本融合的成功模型。在布局上，美国波士顿128公路科创走廊、日本“东京—横滨—筑波”科创走廊和英国M4科创走廊分别紧靠纽约、东京和伦敦三个世界金融中心；而美国加州101公路科创走廊和韩国京畿道科创走廊则拥有发达的风险投资体系。在专业服务体系方面，法律、咨询、会计、知识产权、人才中介、技术评估和检验机构等专业服务在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创新创业活动正是基于创新资源的有效组合，优秀的中介机构能成为产学研之间沟通的纽带。从市场占有率和专业服务密集度来看，科创走廊是世界顶级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财务和管理咨询最重要的业务来源和产业布局地，是其健全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重要一环。

(四) 便于产业生活配套的空间承载能力

级差地租是各国产业布局与人口聚集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上世纪以来的经济虚拟化，金融权证与土地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最大的财富载体。在金融力量补充不到位的地区，土地成本快速上升反过来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灾区。科技、人才、创新本来就密集于大都市圈及中心城市，级差地租自然就是创新链与产业链布局的难题。与建设卫星城或分布式布局产业区、生活区相比，在大都市外圈布局科创走廊并结合规划升级与土地政策创新，这应该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更为可行路径。

“走廊”是未来新产业的承载地。从国外案例看，科创走廊的打造通常立足于科技产业与先进制造业，以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线路作为骨架，串联起沿线的科技园区，最终逐渐将全线填充起来，从而将都市圈的产业以及发展势能从中心城市顺着走廊扩展出去，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波士顿都市圈的128公路科技走廊串联起了沿途的众多科技园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因海淀园受创新空间紧缺、创新成本上涨的影响，一些高新科技企业有向外转移扩张的趋势。位于海淀园西北方向的海淀园山后地区以及东北方向的昌平园，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充裕的土地储备已经成为中关村核心区创新功能外溢的主要承接区。如果有意识地按照创新走廊的形态进行整体规划，中关村的北溢区域不仅能改变相对散乱的不足，更有可能为首都经济再造一个新的东西向增长极。对于相对分散的昌平南口“清华科学城”、昌平“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首都机场产业区，以至通州副中心，都是一个可行的盘活、打通路径。

(五) 吸引留住创新人才的优美自然环境

“走廊”也是未来新生活的承载地与新型城市文明的试验区。走廊沿线随着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的建设带动，通常也会因为其科技、高校的元素而成为年轻人口的新选择。东京都市圈的筑波快线沿线是都市圈内人口增长最突出的地区，尤其基于通勤便利、环境优越、教育资源丰富而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筑波快线的沿线崛起了多个居住新城，年轻家庭人口迁入率很高。

创新人群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怪人”，越是城市化的综合功能，越是优美宜居的生态环境，越能激发他们的创新力。美的环境能唤起人的热情，美的事物也能给大脑带来良性刺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可以提升自身的创造力。国内外的知名科创走廊大都位于环境优美、生产生活设施配套完善的地区，良好的生态条件和优美的自然环境能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促使其获得更多的创造性成果，从而更加推动创新主体的集聚。如美国硅谷，英国M4创新走廊，中国的G60科创走廊、广深港澳创新走廊等。

美国硅谷位于旧金山市东南部，背靠太平洋海岸山脉，面对旧金山湾，除了优良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硅谷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于吸引并留住人才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湾区中心旧金山市三面环水，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冬暖夏凉，阳光充足，被誉为“最受美国人喜欢的城市”。硅谷则更是如此，硅谷集中布局教育、医疗、文娱、体育等公共资源，拥有环境优美的红杉树国家公园等300多平方公里国家公园，城镇国际化程度高，人居环境达到国际水准。

英国M4科技走廊则更是依托旅游产业助推科创产业发展。M4公路（1971年贯通）全长308.8公里，沿途既有英格兰繁荣的都市化，也有威尔士的风光人文，成为体验英伦风土人情的旅游线路。M4旅游线路划分为历史风貌、田园风景、海洋风情三个主题路段，三大主题路段独特的人文氛围和旅游魅力，对科技人才形成多样化吸引力，吸引不同的科技企业择“人”而居，塑造出三个不同分工的产业聚集区，成就英国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带。如今，M4沿线的城市GDP占据全英国40%的份额，这里集聚了全国约四分之一的研发活动，被誉为“英国硅谷”。

(六) 便于发挥政府引领推动作用

打造“创新联合体”

科创走廊的形态、生态、规模都非常适合发挥政府作用与“新型举国体制”，打造“创新联合体”。结合我国作为后起者、追赶者的实际，我国政府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时，完全能做到同步推动政府科技创新治理的创新，特别是在新一代科创走廊的管理模式设计上，更有条件加快政府职能从行政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充分发挥政府作为政策激励者及制度保障者的作用。

政府本身也是创新的必不可少的组织者，是“世界领先创新高地”多方面的第一推动者。“政府、大学、企业”是西方世界公认的创新基础三螺旋。我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时，首先务必破除对政府作用的误解与误导。事实上，美国政府是推动创新的成功者。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推行“第三条道路”,其中所谓结构性财政政策，就是有选择的精准地增加投资于新兴产业，而不是普遍的扩大财政支出。其实就是科技与新兴产业导向的凯恩斯主义。1994年，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委员会，总统任主席，其地位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平等，把政府的科技工作职能提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克林顿政府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出投资+税收+补贴组合政策：一方面，对老产业升级，克林顿政府大幅度增加了对技改项目的奖励，设立专门的投资税收信贷政策，鼓励企业购置新科技的机器设备；另一方面，对开创性的技术公司，不仅政府协调大规模民间创投（VC），政府也提供长期信贷税收基金扶持（相当于世界上第一个中央政府推动“双创”）。1996年，克林顿政府还开创性地建立了“天使资本电子网”（类似事业单位）。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互联网产业兴起，环保新能源成为新的战略产业。正因为美国政府积极作为发动了人类第四次产业革命，美国国力再次迈上巅峰。

在西方创新模型中，政府、大学、企业或权力、市场和学术是平行协同的关系，协同方式过于依赖市场的万能作用，协同螺旋过于平面化，并不能有效适用于立体多样性社会的结构。市场自由化过度的演变反而是便于巨头资本垄断创新资源，反而压制了小企业与青年人创新。比如，香港政府在上世纪末就发起了“数码港”“中药港”项目，结果为何三螺旋成了李嘉诚家族的地产项目？作为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最终还是香港政府全资才建成了“香港科技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体现出对自由市场逻辑和资本逐利逻辑的超越，更加明确“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一代科创走廊可以说是以上指引的实践案例与具体载体之一，为了实现“中国式”创新的升级突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最高政治保障，也是中国创新模式的独特优势。在实践中，无论行政界、创新界、教育界、学术界、企业界，“新型举国体制”融合凝聚成为“创新联合体”的核心还是“人”，是被各自边界分割又必须充分融合的“人”，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高级别的推动作用，激发、组织、引领各界别的“人”，细流汇聚形成创新事业的洪流。

三

我国科技创新走廊发展态势

(一) 科创走廊大动脉格局逐步显现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未来将发挥重点区域的引领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有机嵌合，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同时，需要加强区域科技创新合作，强化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体化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十四五”先进制造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亦提出将科创走廊建设作为区域科技创新引领、区域合作联动的创新驱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科创走廊可望成为畅通科技创新内循环的大动脉。

研究显示，我国整体科创走廊大动脉格局已逐步显现，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广深港澳科创走廊为依托构建东部、南部两大科创城市群，以北京为策源地，依托京津冀地区，连通雄安新区形成科创新廊带。三个超大规模的科创中心利用巨大空间载体和三链分工协作，引领带动国内科技创新发展。借助地理优势，三大科创中心亦通过对接国际科创体系，承担起配置海内外优质科创资源的功能，实现科创循环并轨闭环。

我国科创一体化发展需要联动众多基础扎实、前景好的区域型科创走廊。例如郑开科创走廊、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等正在逐步构成我国科创走廊大动脉之间的衔接节点，诸如湘江西岸科创走廊、甬江科创大走廊等小型科创走廊填补薄弱环节，助力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内部微循环，共同构成国内科创走廊动脉的重要部分。

区域上来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依托长三角城市群，借助江苏自贸区各片区、浙江自贸区的商业体系优势，以上海为中心向西北和西南深入，延展为上海—合肥科创廊线和上海—金华科创廊线以形成差序产业格局，重点依托G60九城形成长三角创新生态系统。广深港澳以广州、深圳为创新策源地，利用中新广州知识城和南沙科学城的科创轴线，以珠三角为战略平台，从东西岸分别构建两道廊线，形成“广深港”和“广珠澳”科创走廊，依托南沙科学城作为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以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作为三片区互动基地，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

(二) 科创走廊建设成效日益显著

随着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不断完善，各区域科技创新强度不断提升，产出成果增长显著，科创走廊建设成效逐步显现。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创走廊建设投入增多，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为例，2018年九城R&D研发投入为1598亿元，2019年增至1942亿元，同比增长21.53%。在财政收入方面，各科创走廊城市圈财政收入幅度显著上涨。例如，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从1/17上升到1/12，GDP总量占比上升了0.42个百分点。

科创效益主要体现在科创合作、成果产出两方面。从科创合作来看，各廊道下的区域性科创合作性成果产出逐年递增。以京雄科创走廊为例，2018年地区合作论文数量为2170篇，2020年增至3271篇，涨幅高达52.3%。且区域性科创人才流动速率加快，以我国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各廊道对人才的聚集效应不断增强，2019年R&D人才增幅比例都在16%以上，基础研究人员比重提升最大，增幅范围为20%～30%。从科技创新成果产出来看，国内专利授权量和高新技术产业收入规模都有显著提高，尤其是北京、广州和上海等创新强市，由于资源聚集性更为明显，因此在绝对和相对比较上都体现出较强的收敛性。

四

启迪控股建设科创走廊实践探索

从建设清华科技园开始，启迪控股聚焦科技服务领域，积极参与到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创新集群和创新高地本身的创新，在国内外多个科创走廊建设中进行实践和积累，贡献启迪力量。尤其是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中关村大街的建设提升过程中启迪进行了深度的探索和尝试。

(一)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成功案例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包括上海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城市，覆盖面积约7.62万平方公里，沿线城镇化水平高、经济活力足。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自2016年启动建设以来，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导向,以“科创+产业”为抓手,以高标准创新能力建设为支撑，促进长三角基层加强合作和跨行政区域协调联动，着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着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产城融合典范，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形成资金共同投入、技术共同转化、利益共同分享的协同创新共同体，建成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

1.G60科创走廊发展历程

源起松江。2016年5月2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两周年之际，松江提出沿G60高速公路40公里松江段两侧布局“一廊九区”，构建“党建引领、对标一流、双轮驱动、开放共享”的G60科创走廊，G60科创走廊1.0版——“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就此诞生。

联通嘉杭。2017年7月12日，上海松江与浙江杭州、嘉兴签订《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建设战略合作协议》，2.0版“沪嘉杭G60科创走廊”启动建设。

九城共建。2018年6月1日，松江以沪苏湖高铁建设为契机，深化拓展G60科创走廊从“高速公路时代的2.0版”迈向“高铁时代的3.0版”，G60科创走廊发展为贯穿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覆盖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九城市的“一廊一核九城”总体空间布局。

纳入顶层设计。2019年5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建立G60科创走廊等一批跨区域合作平台”“依托交通大通道，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加强合作，持续有序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标志着G60科创走廊从秉持新发展理念的基层生动实践，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印发方案。2020年11月3日，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明确了“三先走廊”的战略定位，即“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成为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

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2021年3月，G60科创走廊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业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展能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由此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2.启迪在走廊发展建设中的具体实践

启迪基于在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实践，以松江园区为主要依托，全程参与了G60科创走廊的诞生发展过程。通过充分发挥自身平台资源优势，整合汇聚各类科创要素，不断提升启迪松江园区作为G60“科创样板间”的能级，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助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贡献启迪力量。

1）源起——参与G60科创走廊想法的孕育、策划、提出与发展

G60科创走廊这个词，来源于松江区和启迪控股的共同探讨，双方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要求的研判，对松江G60高速公路沿线的产业带分布进行梳理，对G60高速路延伸嘉兴、杭州等城市的科创资源要素进行统计后互相启发而提出。启迪在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实践为G60科创走廊的规划提供了支撑，启迪各版块在长三角区域的创新协同为科创走廊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动力。

2016年5月24日是G60科创走廊诞生的日子，也是松江启迪科技园一期开园的日期。二者的诞生有着紧密的联系。2016年9月，松江启迪科技园承担建设G60科创走廊规划展示馆。展示馆建成后，先后接受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等领导的视察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从1.0版到2.0再到已成为国家战略的3.0版，启迪贯穿始终，全程参与，以松江启迪科技园为代表的覆盖九城市的创新网络、垂直孵化体系、科技产业集群相互协同，争相发力，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共成长，现已成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和“科创样板间”。

2）协同——打造跨区域平台，助力G60科创走廊的发展

一是打造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2021年5月松江启迪科技园联合智慧工厂研究院成立智能制造产业创新平台，组建由行业领军企业为核心、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智能制造创新联合体。创新联合体现有成员单位27家，包括IBM、霍尼韦尔等14家跨国企业和上市公司。

依托创新联合体，智慧工厂研究院与IBM建立战略合作并支持IBM业务拓展，目前已在苏州市落地“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松江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也在筹备过程中。成员单位中，霍尼韦尔与合肥启迪、苏州启迪洽谈合作，工程大机械学院与华虹计通在项目申报开展合作等等。IBM与松江区企业泰威技术达成数字化业务合作，成为“创新联合体赋能中小企业”的典型案例在《松江报》报道。

创新联合体初步实现了产学研创新协同的功能，发挥了服务赋能园区及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作用。作为面向制造业企业群体的服务平台，创新联合体已成为启迪在长三角产业服务的重要支柱。

二是打造G60科创走廊分析技术产业集群。启迪控股积极引进和培育行业龙头企业，孵化培育创新型企业，在企业人才培养、质量管理、产学研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促进形成多家行业龙头引领、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的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致力于将松江科学仪器产业集群打造成为国内行业内最具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之一。

产业集群发挥启迪松江园区现有科学仪器产业服务优势，引进科学仪器领域企业、培育更多优质企业。重点聚焦职业培训、质量提升、产学研合作、公共技术平台、应用基地、产业资源对接及企业产品宣传等领域，结合启迪松江园区现有创新服务体系中政策、培训、融资等服务事项，与专业合作伙伴共同搭建开放式创新服务体系。

① 公共技术平台方面，目前启迪松江园区拥有2000多平米公共实验室及共享研发空间，配备60多台套仪器设备，建有化学、材料、生物、原型化四个功能实验室。同时，联合东华大学检验检测中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设备处，三方共建松江区科学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下一步，将进一步提升科技资源的共享水平，发挥科学仪器的使用效率，为科学仪器领域企业的创新发展和项目孵化服务。

② 产学研合作方面，与清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组织产业集群企业、各高校及权威机构间的考察与交流，引导科研成果市场化。推动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合作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的合作，每年组织清华本科生和博士生到产业集群企业实习实践，以市场驱动科研，形成产学研三方闭环。以科技研发、创新应用、市场反馈为核心驱动引擎，加快推动优质科研成果的转化。

③ 产业资源对接方面，聚集行业优势资源，搭建交流互通的平台，共同推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启迪松江园区与行业媒体合作，为科学仪器上下游企业提供前沿动态资讯和行业展会信息，开拓品牌宣传渠道。与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上海分析仪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合作，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交流合作，拓展产业资源。加强行业要素对接，促进企业的业务发展与对外合作。

④ 应用基地建设方面，启迪松江园区与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合作，共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国产科学仪器示范应用基地”。针对科学仪器“卡脖子”问题，面向行业定期征集各检测领域的国产科学仪器设备，上海市松江食品药品检验所将在日常检验检测业务中试用，积极探索建立国产仪器设备“进口替代”验证评价体系，推动仪器设备质量提升和“进口替代”。

⑤ 职业培训方面，邀请企业及高校科研人员参与，结合检验检测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及科学仪器示范应用基地，通过举办专业技术讲座，推进产学研合作；通过检验检测知识培训，提高集群企业实验室分析技术水平；通过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集群企业实验室化学安全、生物安全意识。组织实验室技能大赛作为成果展示窗口，验证并提升产业集群企业职工的专业技能和实操能力。推进集群企业形成学习技能、质量优先的良好风气，不断巩固和提高服务水平，积极承担起行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⑥ 质量提升方面，依托科学仪器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试点汇聚行业资源，促进产业集群内外部资源的交流与合作。在围绕国家科学仪器战略发展目标的同时，以质量提升为切入点做深做实，以产品研发生产结果为导向，提高国产科学仪器的质量意识与产品稳定性。联合高校、权威机构，开拓集群企业视野。聚焦企业需求，收集供需双方资源与需求，分享产品应用情况、改进建议及努力方向，从实际需求出发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⑦ 企业宣传推广方面，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学仪器展厅为支撑，展示集群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间的相互交流与技术沟通，引导社会对科学仪器产业更多的关注和了解。依托行业合作伙伴，组织集群企业参与国内外的行业展会、论坛等活动，提升集群企业产品在业内的影响力。

3）G60科创走廊建设的成效及意义

一是对区域经济的带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启动建设以来，显示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跃升。目前已经形成了“百千万”的科创生态，即科创板上市企业已突破100家，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千亿级科技投入，全社会研发年投入超过25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1.1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15％。2018年以来，九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1.5％上升到15％；高新技术企业数从1.49万家增长到3.65万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增长226.4％；“产学研”合作深度与部分国际科创走廊水平相当。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活跃增长极已经形成。

二是产业集群的打造。以先进制造业为特征的产业集群增长极效应势头强劲，科大智能、海尔智谷、腾讯长三角ai计算中心等一大批百亿级重大项目和头部企业落地。目前已建立九城市首批百家龙头骨干企业培育库，推动九城市近千家企业纳入G60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的合格（潜在）供应商增幅超过30%，促成重点企业与商飞成立联合攻关团队、自主研发ARJ21辅助动力装置，实现原位替换、满足自主可控。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破行政区域制约，形成了“1＋7+N”产业联盟体系，产业联盟数达到16个，推动形成龙头带动、区域配套、集群落地的良好态势。

三是创新人才的聚集。G60科创走廊建立了“基地+中心+峰会+培训”融合工作机制，打造产业人才协同中心，出台九地互认互通人才18条政策，实施“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百万科创人才引进工程”。数据显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人才集聚态势日趋明显，高层次人才队伍正不断壮大。截至目前，九城市已集聚各类高层次人才、专业技能人才超1190万人，国家级人才超1000人，省级以上人才超4200人，院士工作站652个，博士后流动站913个。

(二) 北京中关村大街转型升级的30年探索

中关村科技园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创新示范区，赢得了多个重磅级的头衔，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也是京津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核心园区，被誉为“中国硅谷”。

1.中关村大街改造提升的启迪探索

1986年是世界科技与新兴产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在此时发生。比如日本广场协议的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这两件事之后，日本、香港的虚拟经济特别是房地产与股市开始高速发展。同期，英国“剑桥现象”、美国的“硅谷热”方兴未艾。同年，我国启动著名的“863”计划。之后30年的发展轨迹证明，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特别是对新兴产业的重视与投入成为多个国家与地区发展的分道口。

1986年，中关村试验区的第一任主任胡昭广带领的一个工作组向北京市政府和国务院提交了在中关村创建“试验区”的构想。198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简称“试验区”），这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雏形。“中关村”从此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地名变成为举世闻名的创新代名词。在经历了早期创业之后，时任的海淀区领导、试验区主任胡昭广亲自组织中关村的升级规划与发展战略。现任启迪控股董事长王济武、启迪集团高级规划专家林涧两人刚好同在规划工作组，1992年他们共同起草了“试验区中部发展战略规划”，获得了市、区领导的高度认可，这即后来的所谓“五点一线”“节点战略”：白石桥、双榆树、黄庄、上地、永丰。这个最早期的第一版规划后来成为中关村主园区的基本架构，这一架构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早期科创走廊。

无论是“剑桥现象”，还是“硅谷热”，剑桥大学与斯坦福大学都是创新螺旋的核心支撑点。为了完善试验区的空间布局，推动清华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在国务院与北京市支持下，1993年清华大学在南门外创建“清华科技园”，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担任第一任“清华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以时任清华大学两办主任梅萌为代表的一批清华人开启了中国第一代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工作。时至1999年，清华科技园的建设发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试验区”名称也正式变更为今天为世人所熟知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同年清华科技园被纳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总体规划，予以重点发展支持。

在随后的时间里，清华科技园同时推进园区建设发展和创新服务体系搭建，积极开展创业企业孵化、创新人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业务，先后被评为首批国家大学科技园、全国唯一A类大学科技园等。2004年，清华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也更名为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启迪控股在清华科技园的基础上，业务体系逐步升级，开始在更多领域、更多地区探索发展科技创新业务。启迪与中关村始终血脉相连，共同成长。

随后的阶段，启迪与中关村开展广泛合作。例如，清华大学和中关村共同建立的清华留学人员创业园作为清华科技园的“园中园”，由启迪负责运营管理，吸引了大量的清华校友回国创业。今天在芯片领域的佼佼者——武平创办的展讯、朱一明创办的兆易创新都是从这里诞生、成长。在2006年至2011年，启迪控股与海淀区、中关村的相关机构联合组建的“海淀资本中心”，在启迪团队的运营管理下，在中关村集中打造了两个创投聚集楼宇——海淀资本中心大厦和海淀PE大厦，推动了海淀区和北京市创业投资机构合伙制制度建设，筹划并开创性推动了中关村和海淀区在全国率先设立“引导基金”，启迪中海即为启迪与中关村、海淀首期引导基金的合作基金,相关合作基金还包括启迪明德、启迪汇德等。另外，启迪还在中关村合作创办了“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为海淀区引入和带动了超过一百家创投机构设立和落地；与海淀区四季青镇合作玉泉慧谷园区，在当时打造了北京新农村经济转型升级的典范，如今已发展成为中关村网络安全产业高地。启迪为中关村核心区的建设、为海淀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2年，启迪进行战略升级，各项业务步入发展快车道。中关村与启迪的合作内涵愈加深入、合作领域愈加广泛，与之对应的范畴重点体现在承担中关村社会服务职能、携手推进国际化布局、合作建设升级中关村大街等方面。

2013年，中关村产业技术联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清华科技园举行，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被选举为理事长单位。当时的会议认为，设立联合会是中关村的一大特色，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唯一的，这既是国家科技创新总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中关村的创新聚集特点决定的。多年来，联合会在促进联盟间协同创新，技术、产业交叉集成中发挥出积极作用。

2015年，中关村核心区科技服务业发展促进会在清华科技园发起成立，依然由启迪担任理事长单位，这个组织旨在聚集各方资源，形成合力，为企业和机构之间搭建桥梁和纽带，同时加强各服务机构之间的业务协同，孕育新业务模式。此外，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中关村数字产城联盟、中关村天使投资协会等一批中关村的“组织”均有启迪的深度参与或管理人员兼任主要职务。这都充分体现了中关村对启迪的信任，启迪对中关村的担当。

中关村作为中国科技创新高地，其发展网络逐步遍及北京各区县以及全国部分地区，而不论中关村在哪里落地，哪里就能看到启迪的相伴相随。新时代的中关村与启迪，相遇之处即为科创高地。在携手开展国际化布局方面，中关村与启迪合作的足迹遍布中国香港、英国剑桥、美国加州以及以色列等地。2015年，海淀区和启迪共建了“中关村核心区香港国际创新驿站”，创新驿站设立在香港启迪科技园，旨在促进京港两地科技创新与金融领域携手发展；2017年，由启迪深度参与的加州-北京创新中心启动仪式在北京市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行，立足于创新中心，中关村大街联合启迪之星、TGN启迪全球创新网络等机构联合发起中美创新服务联盟，推动中美创新创业的合作和发展；2019年，在启迪和中关村大街的推动下，海淀区访问以色列，与赫兹利亚市签署了友好城市协议，开拓了中以合作的新模式；2020年,基于启迪全球创新网络以及所形成的链接能力，启迪受托开展中关村驻英国联络处、中关村对俄罗斯合作联络处的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落实现有合作项目，开发和广泛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引进和对接创新技术及人才，在助力中关村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基于源远流长的成功合作史，2016年启迪与中关村联合启动了中关村大街的升级工程，期望对早期形态的创新走廊进行硬件与软件的共同升级，促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的建设。

2016年，启迪作为创始股东，携手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成立北京“中关村大街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任务是围绕中关村大街覆盖范围内区域，进行空间优化和产业提升，旨在优化提升创新走廊，力争将中关村核心区域打造成新一代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中关村大街公司为新一代创新走廊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成立之初就组织开展了中关村大街全球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及国际竞赛，从街区规划入手为中关村大街整体的空间塑造与业态升级注入科技创新元素，从而推动中关村大街空间改造升级工作。同时为把中关村大街数字化建设作为推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与首都全国科技创新建设相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了中关村大街建筑数字云平台等等，为区域集聚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全面推动中关村产业生态提升。然而从过去7年的工作成效考察，客观上原中关村大街已经在空间形态上难以突破，未来的升级计划特别是新一代创新走廊建设尚需重新规划选址。

2.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尝试

金融与科技结合是我国与美国对比最大的创新短板之一。启迪与中关村最早开启了中国式科技金融的合作探索。虽然曲折多于成绩，但是历史沉淀的探索经验必将有益地推动新一代科创走廊建设与新型科技金融模式的创新。

1）政企联合组建海淀资本中心，开创政府“引导基金”模式

2006年，海淀区政府提出了“大力促进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争取设立多功能、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市场，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创业融资体系”。同年，由海淀区政府、海淀园管委会与启迪控股共同出资组建了“海淀资本中心”。

海淀资本中心设立之时，中关村已经是中外闻名的创新科技园区，已经有新浪、搜狐等在美国上市的科技公司，微软、甲骨文等国际科技研发中心在中关村设立。然而大量的创业企业距离资本市场还很遥远，在创新数量、创新企业体量上与美国硅谷还有着巨大的差距。彼时在中国最著名是美国风险投资基金IDG、日本软银等，中国的创业投资基金凤毛麟角。1998年北京控股、实创集团与美国公司W-HARB合作在中关村发起了第一支中国的“VC”，本文作者当年也参与了部分工作（比美国天使资本兴起至少晚了20年）。直到21世纪初，人民币类型创投基金在国内仅有包括启迪在内的不到10支进行尝试。创业板亦尚未出台。建设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成为海淀区作为中关村核心区腾飞的重要战略目标。

2007年，海淀资本中心调动全球主要的创业投资基金，共同商议如何将创业投资机制落地问题。海淀资本中心参与起草、论证并推动实施了中国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方案出台。同时启迪控股作为中关村和海淀区首批创业引导基金合作伙伴签约。并在随后的一年内，落实设立了首个引导基金合作子基金——中海启迪创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在随后几年内，将启迪所孵化的多家创业企业成功送上资本市场，塑造了包括中文在线、兆易创新、海兰信等一批明星科技企业，“启迪创投”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知名创投机构之一。

2008年，海淀资本中心配合新设立的北京市金融局以及筹组设立的海淀区金融局，深度研究中国创业投资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经过一年的论证与沟通，第一次将合伙制模式引入创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此为中国创业投资行业高速发展带来了扎实的法律基础。海淀资本中心同时将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中心引入海淀区落地。在全球金融海啸的波及下，海淀资本中心向海淀区提议，出台的支持创业企业金融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信用贷款新产品、贴息减息等行动措施，当年获益的中小企业超过300家。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新闻是深圳创业板开市。海淀区乐普医疗、神州泰岳、探路者、立思辰等一批企业成为首批上市的明星企业。

海淀资本中心为海淀区建立了以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落地的政策体系，注册创业投资基金超过100家，引导基金合作设立10支。创办中关村金融创新协会以及中关村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协会，成功改造了“海淀科技大厦”为“海淀资本中心大厦”，“海淀soho大厦”为“海淀PE大厦”，形成了上百家银行和上百家创投共同支撑的聚集形态。加上支撑中关村信用体系建设、新三板建设，创办首个有影响力的创业路演活动“VSHOW”并延续上百场。多家创业公司成功登录创业版之后参与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反哺中关村创业。

从2006年到2010年，中关村核心区域的创业投资基金注册从不到3家增加到近200家，年度区域创业投资金额从不到10亿元上涨到200多亿元。科技上市公司总数从30多家猛增到近100家。创新金融生态成为中关村科技创业成功发展的最重要支撑。

2）为中小科技企业贷款的成功尝试与科技银行的构想

从2013年到2015年，启迪控股在北京市金融局以及与中关村管委会、海淀区的沟通中，多次就设立科技银行的设想进行了交流。2015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设立中关村民营银行”。2015年北京市金融局曾与启迪控股合作提出“中关村科技银行”方案，定位为“创新创业者的银行”，专注服务“三创”（创客、创投、创新型企业），探索应用新兴科技、前沿技术赋能业务发展。该计划虽然没有成功实行，但是创新生态的需求始终存在，新时代正当其时。

启迪提出的科技银行设想，源于对科技行业的多年孵化和创业投资经验，基于最大创新网络的孵化规模（也是科技银行的客户资源），同时也借助与美国“硅谷银行”合资建成第一个中美孵化器（INNOSPRING）的关系，对硅谷科技银行的业务与作用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因此启迪提出的科技银行，可定义为向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主要服务于创新高地建设，特别是服务于大量的多门类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在美国，这类银行被称为风险银行，因为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往往伴随高风险，以及科技银行主要为风险投资及其投资对象——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科技银行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一是贷款客户不同；二是贷款依据不同：商业银行主要依据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三性”原则发放贷款，科技银行则通常借助风险投资，构建风险管理架构。目前模式最成熟的科技银行还是美国的硅谷银行，与创业投资机构的股权投资相互匹配，能够以最大限度为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提供资金，同时通过与股权投资结构相合作，释放放款风险。

启迪为发起设立科技银行，在2013-2015年期间也进行了适度的放贷业务尝试，从业务中探索了经验。启迪与国开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开展合作，开展放款业务。具体模式如下：

启迪提供一份（1000万）资金担保以及信用担保，银行提供5亿元贷款额度。启迪选择科技创新企业客户，签署放款协议，银行进行放款。在实行过程中，启迪以风险投资选择企业的标准进行尽调，首批选择了10家高成长的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放款的同时对科技企业也同步签署股权反担保协议。从银行的角度，向原本无可能取得贷款的高科技企业提供了资金，科技企业在并未实际付出股权或无法提供房产担保的情况下获取了资金。其中启迪所设计的就是类似美国硅谷银行的科技银行产品。该项合作前后持续了一年，惠及30多家企业，总放款约3亿元。随着针对民营企业贷款制度的收紧而中止了合作。所有发放企业的贷款在一年内全部按期偿还，未发生一起坏账情况。启迪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撑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 启迪参与国际创新走廊建设的尝试

除了G60科创走廊与中关村大街外，启迪一直在积极参与到国内外科创走廊建设中，进行多种方式及类型的有益探索与尝试。特别是一带一路线上，启迪始终将东盟作为首要合作方向。其中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是启迪推动中泰科创合作的重点项目。

EEC作为泰国唯一国家级经济特区，是泰国政府近30年来最重大的投资计划，也是实施的最大规模、行动最彻底的投资项目，致力于通过先进的技术变革、鼓励投资促进创新、迎接未来技术、迈向工业4.0以推动泰国经济转型。EEC也是时任泰国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颂奇博士（Somkid Jatusripitak）和启迪控股王济武董事长进行多次深入交流后形成的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项目，启迪控股承担了总体规划与先期启动工作。启迪控股在泰国的业务致力于搭建中泰科技交流生态平台，赋能当地生态系统、促进产业升级和双边落地，尤其将EEC作为重点，加大合作力度，凭借启迪控股在科技园区运营、生态系统打造上的成熟模式和经验，助力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创新区的发展。未来将聚焦泰国自动驾驶产业领域，泰国启迪将与科学服务司（DSS）就电动汽车产业和智能网联汽车方面展开中泰自动驾驶测试场（CAV）项目合作事项，助力东部经济走廊创新区完善创新链条，深化中泰两国科创合作。

目前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合作的启迪伟华科创中心已经有效运营4年，同期启迪之星孵化器已经分别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落地，正逐步形成区域创新网络。与东盟网络配套，启迪在南宁建设了东盟科技城一期，在中越边境建立了第一个跨境孵化器，建成了省级跨境电商平台，并与广西科技大学联合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本科数字学院，为中国东盟创新合作培养人才。启迪还在云南腾冲建设了科学家小镇，作为澜沧江流域的创新高地进行辐射联动，2023年初刚刚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腾冲科学家论坛。

五

启示与建议

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科创走廊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也日益成为促进区域创新联动的重要途径。我国应加快打造功能互补、要素自由流动的科创走廊，建立和完善跨区域一体化的创新体系，全力推进科创走廊作为世界领先创新高地的建设。

一是以科技集成的“新基建”模式建设新一代科创走廊的物理空间；

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推动科创走廊建设；

三是在科创走廊区域直接布局新型大学与新型研发机构；

四是有效组织区域联合行动。G60科创走廊的成功实践表明，多城市强化区域产业链联动发展，共同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效果很成功；

五是设立政策性的专业的科技银行。探索建立科技金融合作示范区，除了以“基金”为主的金融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应在最大规模的债权金融领域探索成立政策性的专业的科技银行；

六是用创新生态的理念进行规划升级。创新高地本身的基础是土地规划与土地政策的创新，以规划创新与政策创新带动存量土地、房屋的金融价值，制造出“创新资本”。其中一个重点是激活集体土地的价值，需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自主开发、入股合作、联营联建等方式，发展符合区域战略定位的集体产业，建设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承载高精尖产业、支持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等，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村集体获得稳定收益等“多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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